比之蓝文正、许耀祖以及杨宝琳等同济大学的学生与教授,吴金鼎可谓幸运至极。他从军之后,凭着在伦敦大学苦心修炼的娴熟英语和外人很难弄懂的&ldo;技正&rdo;的头衔,很快被分配到四川新津盟军设立的第二招待所,当了一名招待主任,专门负责为美国在华空军提供翻译、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吃喝拉撒事宜,有时还可免费陪着美国大兵吃几块无论是李庄的林徽因还是成都的陈寅恪之类病中学者,都难得一见的带有香辣味的烧烤肉,喝几杯泡沫四溅、酣水奔流的上等啤酒,日子看上去颇为潇洒自在。只是吴金鼎总觉得心绪难平,且感到&ldo;手忙脚乱,体力日衰&rdo;,每当陪美国大兵喝得酒醉时,便摇晃着五短身材独自回到宿舍,从枕头下抽出那半部既未考证,也没来得及配图的《成都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抱在怀里,痛哭流涕,悲恸不已。
战争的脚步依然向前猛进,只是日本人越来越感觉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再度亮出了希望的曙光。诚如傅斯年预料的那样,日军为完成&ldo;一号作战计划&rdo;,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损耗巨大,国际战场形势变化迅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帝国海军受到重创。护卫日本本土的外围岛链基地,被美国誉为&ldo;漂浮的陆地&rdo;之航空母舰陆海空力量&ldo;五马分尸&rdo;,日本四岛危机突显,不得不仓皇调整战略,把主要精力用于局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以对付美军对本土要害的致命打击。占领中国西南地区独山的日军,遂成为一支流浪于异域的孤军,不得不放弃独山,撤出黔东南,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正如日本战史在总结&ldo;一号作战计划&rdo;最终失败所发的慨叹:&ldo;决心之下,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惜我军已成强弩之末,终致功败垂成。&rdo;[43]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和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ldo;大位&rdo;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青年军的解体,大批有志爱国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有道是,天机可测,命运不可测,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内战不可避免,总会有人要为此埋单,或以鲜血,或以生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ldo;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rdo;。
当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后,国民政府在原军事框架的基础上,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随着天空翻腾的乌云最终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青年军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啸、人头乱滚的战场,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争夺战。‐‐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被俘。当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注释
[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9、16]《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台湾《军事杂志》,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期连载,1968年。
[4]《蒋介石秘录》,第九卷,古屋奎二著,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5]毛泽东《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2日。
[6]《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蒋介石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古屋奎二编撰,转引《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4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1、12、14]《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
出版。
[13、17、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5]《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出版。
[21]此处所记中日双方伤亡数字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五)。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悬案。大约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撰《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ldo;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lso;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rso;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rdo;(引自《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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